史上婺源商界名人

史上婺源商界名人
婺源峡谷春茶网；2019.01.26
文/汪根发、杜璟瑛

      饶商历史名人中，婺源商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现从某个侧面作简要介绍：
      徽州各地木商的盟主——婺源木商：他们通过同乡之谊与宗族之好结成既亲密而又松散的商帮，足迹踏遍江南大地，特别是长江下游的“五府”地区和中下游的两浙及“天府之国”的四川，运河两岸的城镇乃至距家千里的“苗疆”、南海，均是婺源商帮活跃的地区。婺源商人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弃儒经商之后，往往精于取舍，善于筹算，或坐地贩卖，或长途运销，纵横驰骋于商界。他们主要经营木材，林业是婺商第一位的经营项目。因为婺源山多盛产林木，且林材质地良好，特别是杉木高大挺直，被称为美材而闻名全国。因此婺源木商市场广阔，近至江西、浙江、江苏、闽南，运者“贩木苗疆”，甚至入河套赴都门，不少集市和口岸都有婺商经营的木行。婺源木商是徽州各地木商的盟主，木材贩运几乎为婺源人所垄断，他们除了经销本地的木材之外，还到外地登门收购，或买下客地宅山竹木雇人砍伐，编成木排到消费地区贩卖。木业需要巨额的资本和众多劳动力，婺源木商除少数“积金数万”者以外，多为合股经营。他们经营活动的精力均注入运输即流通过程中，如果成功即获得，如遭火灾或风浪亏损则达数千金。因此每年农历四月初八，各地木商都要聚集婺源祭祀五木神。
      纵横天下的婺源茶商,在中国历史上，徽帮中的婺源茶商，纵横南北，其势犹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他们东赴苏杭，南压闽广，驾西安，轶津京。婺源绿茶从此名满天下。

      婺源茶商兴于明代

      婺源茶商有一句格言：玩龙玩虎不如玩茶。很难想象，茶树上极小极单纯的那一个嫩芽尖，一片不起眼的小青叶，竟构成了贯通古今中国历史，广为五洲百国接受的一种文化现象，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婺源县峰峦叠嶂，丘陵遍布，素有“七山半水半分田，两分道路和庄园”之称。
      婺源土多红壤，且呈微酸性，暖温带气候，无霜期250天以上，由于地形起伏，气候垂直变化显著，晓雾弥漫，湿度大，十分适宜松、杉、茶等经济林木的生长。中国是茶叶的故乡，而婺源出产的“婺绿”又为茶中珍品。
      15世纪，皖南徽州，一个偏僻的弹丸之地却走出豪商富贾甲天下的徽州帮。徽州是由婺源、歙县、休宁、祁门、黟县、绩溪六县组成的。由此可见，使中国商界为之震撼的徽帮仅仅是这六个县商人组成的。
      明清时期，徽商所经营的行业是多方面的，盐、茶、木、海货、典当、陶、布、南百货等。在徽商经营的诸行业中，徽商又以邑贯的不同，各有侧重，带有鲜明的地域性特点：歙县则多盐商，婺源则多茶商，休宁则多典当商。
      婺源“绿茶”当时名满天下，又加之婺源人的“贾而好儒，外儒内商”的道德观和宗族势力与宗法制度森严，这就注定婺源茶商要在中国商场上取得卓越的成就。
      洪武十年，明朝廷开始实行汉藏茶马贸易政策，压低马匹而抬高茶价，马贱茶贵。
      明初天下的茶叶皆由明朝的驸马都尉欧阳伦统管，规定商人向政府纳钱申请到茶引后方可运出，而后要向当地的宣课司交纳10％的商品税，才能贸易，如私茶出境，一律处斩。欧阳伦仗着自己是朱元璋和马皇后亲生女儿安庆公主的夫婿，知法犯法，不顾朝廷禁令，多次出境贩卖，牟取暴利。事情败露后，被明太祖朱元璋赐死，可见当时茶叶是何等金贵。
      朱元璋是安徽凤阳人，龙行一步，百草沾恩，他仿汉高祖刘邦的做法，凤阳百姓世世代代不用服役纳税。安徽亦是故乡，所有税赋都有所减免。
      婺源隶属徽州，得此优惠政策，仿佛有股神力在推动着婺源，婺源漫山遍野皆种茶。
      婺源茶商得此优势，顺势而进。他们走出篱笆墙，同家、同族、同宗结成商帮，北上天津、北京，南下广东、福建，经略杭州、扬州，出击汉口、西安，从点到线，从线到面，全面开花，婺源茶商由内到外四处出击，实际上是完成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也怪，天下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都是婺源茶商在奔忙。婺源茶商好像特聪明，特精灵，那些白花花的银子，黄灿灿的金子都在他们手上流动。到了明末清初，婺源茶商已成巨龙。     

      婺源茶商“贾而好儒”  

      中国是个礼仪之邦，万般之中儒最重。只要冠上“儒”字，就是千秋万代的殊荣，如：儒士、儒僧、儒道、儒商……
      徽州婺源是南宋大儒朱熹的故乡，儒家思想始终统治着这块大地。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婺源茶商大多表现为“贾而好儒”的特点。
      商人和顾客是互惠互利的两极，商人只有诚实不欺，才能赢得顾客的信任。因此，婺源茶商在行商的道德观里由于带有浓厚的儒家味，这种外儒内商的道德观，使婺源茶商在商场竞争中往往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
      如清代婺源人朱文炽为人憨厚刚直，在珠江经营茶叶生意，每当出售的新茶过期后，他总是不听市侩的劝阻，在与人交易的契约上注明“陈茶”二字，以示不欺。他在珠江20年，虽因此亏蚀本银数万两，但他并不后悔。
      婺源人詹谷，在崇明为江湾茶业主主持商务，时值业主年老归家，东南又发生战乱。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詹谷不存半点私心，艰苦经营，竟然大获厚利。后来，业主之子来到崇明，詹谷将历年来的账本交给少主，账本上一笔一笔，涓滴无私。崇明人无不叹服。
      婺源商人毕因通，曾接受王某的存银60余两，王某突然暴殁，没人知道这笔钱，但毕因通数年后，待王某之子长大成人，便将王某的存款连本带利一并奉还。
      如此种种，婺源茶商以儒家的“诚”、“信”、“义”、“仁”的道德观作为其商业道德的根本。使他们在商界赢得了极大的信誉。

      依靠宗族进行区域垄断

      依靠宗族势力，建立商业垄断，这是婺源茶商制胜的法宝。他们坐贾地方市场时，一是控制城镇市集的茶叶全部贸易，二是联合所有徽商把持茶叶市场的清一色。这两大行为在建立区域性垄断时，就必须要联合宗族势力，乡党势力，造成人力、物力、财力上的优势。
      清嘉庆年间婺源巨商胡炳南在上海经营茶叶。期间浙江人杨之清也在这条街上开了一家茶庄。偏偏杨之清获利心切，一开张，价格开得最低，顾客纷纷趋之。胡炳南获知消息，号令整条街一齐降价，一直降到血本的二分之一，杨之清跟着降价，一连二十天，杨之清还是跟着婺源茶商的价格齐步走。每天至少有五百担茶叶从这儿运走。胡炳南深感惊诧，杨之清是中等茶商哪来这么多钱支撑？一打听，原来在这条街上有个杨之清的同乡，一位大典当商在支撑着他。这个典当商是杨之清“心脏供血的加速器”，“高压泵”。二十天的商战的五分之二的资金是他那儿来的。     

      婺源茶商尊儒重仕

      中国自古重本抑末，民分士农工商，商人在经济上富有，但政治地位则一直不高。婺源茶商深知若在商业上求得大发展，除了宗族势力外，还必须依靠官府的庇护。
      为了寻求政治靠山，他们一是结交权势；二是出资办学，督促子弟发愤读书，以求进仕做官；三是“捐纳”、“捐监”。徽商中最典型例子，便是祖籍婺源的胡雪岩，他投靠左宗棠，平步青云，成为红顶商人，做到中国的头号官商。
      营茶是艰辛的，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一旦亏损，不但空耗一代人的心血，甚至伤及几代人的元气。
      婺源茶商在商战中摸索到一条真理：“朝中有人好做官”，朝中有人也好经商，但依靠官僚权贵并非万全之策，最好是自己要有子弟在朝中为官，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因此，婺源各姓十分重视培养子弟读书做官，并把这一条列为家典族规之首，百代不变，宣称：族中子弟有器宇不凡、资禀聪慧而无力从师者，当由族人出资培植。如果一家有三兄五弟，定要择其天资聪明者读书，而不是经商。由此可见，在婺源人的心目中，仕重于商。而北方的晋商却不同，晋商子弟多继承父辈家业，依然经商。晋中优秀子弟经商，其次作胥吏，中材以下的子弟，父母才让读书应试，所以晋人中举者之少是可想而知的，由于晋商缺乏上层建筑的基础，一朝衰落，就陷入了万劫不复之地。
      两者相逢，晋商粗直，徽商文雅。其结果也就不一样了。清代扬州八大总商，徽人占了四个。徽商江春任两淮总商达四十年，颇得皇帝欢心，授予布政使之衔。胡雪岩也被朝廷授予布政使官衔，在中国历史上，商人被授予这样高官的商人，除了徽商就没有了。婺源人培养宗族子弟读书，核心是要借此壮大宗族势力，所以，不惜以巨资举办书院学塾，婺源茶商亦源源不断输金捐资助办学校，使婺源成为“东南邹鲁”文化发达、理学昌明的徽州儒学之首。朱熹、江永、胡伸等硕儒即产于婺源，以致明代大文豪汤显祖发出了“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的感叹。从唐朝开科取仕以来，一千多年的历史中，整个中国也不过产生了10万名左右进士，而弹丸之地的婺源居然有七百多名学子中了进士。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不能不叹为奇迹。建县以来，直至清代，婺源官吏大至吏部尚书、兵部尚书，小至县令、县丞有2600多人。这些官吏的亲朋好友形成了一道坚固的商业保护网，婺源茶商由此进入了一个全盛时代。

      婺源茶商哀师必胜 

      历史上的“徽商”，名扬天下。婺源茶商当然功不可没，但随着“徽商”的完结，封建社会的衰亡，覆巢之下无完卵，婺源茶商的兴盛似乎也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婺绿”黄了。突如其来，令人骇然牎
      “婺绿”是如何黄了的，又是如何陷入“四面楚歌”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是有一定的原因的。
      原因一：大凡婺源茶商致富后，回乡光宗耀祖，修建宗祠，扶助族中贫穷，以固族中宗法关系。这要耗费一笔重资。
      原因二：捐资助学兴公益事业，振兴桑梓人文。置祀田、建学宫、修会馆，多挥金不惜。
      原因三：以课税、捐输等形式奉纳给当地官府。如婺源茶商朱文炽，咸丰已未，捐助徽防军饷数千金。
      原因四：捐纳、捐监的耗费，清代实行捐纳制，官职可定价出售，为了跻身于官绅行列，婺商不得不付出一笔可观的商业利润。据徽州《阄书契底》称“捐监授职，计费匪轻。”在清代婺源的众多茶商中，如潘开祥之五品衔，汪庆澜之奉政大夫，胡德礼之职监等，无一不是用巨金捐纳所得。
      清代婺源茶商所获得的商业利润，除了一部分用于肥家润身外，相当一部分都用于巩固宗法势力，培植、扩大封建势力上了，而从没有投资其他产业的。这也正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商人固有的通病。
      作为朱熹故里古代婺源商人，在经商活动中遵循儒家“诚笃”、“诚意”、“立信”、“言而有信”等道德说教，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取利。这也是当今饶商们所崇尚、所践行的商业道德。
      明清的婺源商人中，还重孝轻利，有些人则是为了了履行赡养父母的孝道而去经商的，如典当商程发暠，因为自小丧父，母亲和年幼的弟弟生活艰难，便毅然离家赴崇明经商。还有远贾金陵的洪登云、商于粤的滕焕然等，从事商业的伦理原因都是尽孝道，体现了重孝轻利的道德风尚。
      婺商还信奉“取之有道，用之有道”的伦理，恪守“得诸社会还诸社会”的信条，经商致富后不忘社会公益，慷慨解囊，致力于捐建义学、修桥铺路、扶贫济危等义举义行。明嘉靖年间，婺源社学(儿童启蒙学校)达140所，居徽州6县之首，这些社学不少是商人捐资创办的。一些商人和商有家族还捐建书院，扶助书院教学活动。史料有关婺商修路、筑桥、捐修谱牒的记载是举不胜举，茶商詹廷墉在家乡修路建桥修志续谱“不下千金”;胡南圭义捐巨资修桥梁建祠宇助赈救灾;余源开不断捐金实施义举，乡亲们赠他“见义勇为”匾额。在四川经商的詹文锡，拿出数千金，雇用当地人凿山开道，将重庆涪合一处人称“惊梦滩”的险道改成便利舟船行驶的通途，当地人嘉其行谊，勒石称此处为“詹商岭”。明万历年间，米商詹景瑞至饶州，见当地粮食欠收饥荒严重，便将所营销的4200石大米全部捐出，救活了无数的灾民。

      婺源清代茶商名录(部分)  

      明清时期，婺源茶商发展成为徽商队伍中的一支劲旅，其经营的茶号、茶行、茶庄、茶栈等遍布大江南北、黄河两岸，活动范围之广，从贾人数之多，经商能力之强，均居徽州各商人集团的首位。其部分人的经商事迹颇具典型意义：
      余圣材，字锦源，沱川人。与族人合贷重资业茶粤东，牙侩亏空，归鬻己产偿之。
      李金淦，字均和，黄源潭人。以业茶致裕，倡设义仓。
      程广富，字志高，凰腾人。少以家贫，佣于苏。旋挈二弟、三弟至苏贸易，将廛业交弟经理，自归家，就近业茶，渐致赢余。
      程国远，渔潭人。尝偕友合伙贩茶至粤，公耗八百金，远念友资无从措，独偿之。
      程锡庚，字君美，渔潭人。尝在广东贷千金回婺贩茶，一路资给难民，至饶州金尽。
      李登瀛，字亘千，理田人。尝业茶往粤东，经赣被盗，力控究办。（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