婺源峡谷春茶网；2013.12.20
明代冯时可在《茶录》中这样记载：“远迩争市，价倏翔涌。”描绘了当时婺源茶业交易的繁盛景象。
婺源素有“贾而好儒，外儒内商”的道德观和行商品德。明清时期，婺源的“绿茶”名满天下，茶业贸易的繁荣促进了茶叶贸易系统走向完备，而婺源一带的“风俗淳雅”“甲于江右”使得在茶叶买卖中自然而然形成了一种公平公正的交易作风。
婺源洪村内自清代留存至今的“公议茶规”青石碑
茶规：
“公议茶规”见证公平交易
古建筑向来是婺源的一大特色，那里的古建筑大多都是明清两代一些商人留下来的大宅，其中有不少都是茶商留下的。
1991年，在婺源洪村一座名为“光裕堂”的古宅旁边发现了一块清朝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刻立的“公议茶规”青石碑，再一次证明了浮梁、婺源一带自古以来茶叶买卖存在着良风淳俗。
这块石碑镶嵌于村内洪氏宗祠的墙壁上。当地一张姓村民告诉记者，“公议茶规”碑长130公分，宽70公分，碑文记载了当时全村茶农就茶叶交易所制定的村规民约。
记者看到石碑上这样写到：同村公议，演戏勒石，打公秤两把，硬钉贰拾两。凡买松萝茶客入村，任客投主入祠报秤，一字平秤，货价高低公品公卖，务要前后如一。凡主家买卖客，不得私情背卖。如有背卖，查出罚通宵戏一台，银五两入祠，决不徇情轻贷，倘有强横不尊者，仍要倍罚无异。买茶客入村后，银色言明，开秤无论好出歹，俱要扫收，不能蒂存。茶称时，明除净退，并无袋位。
江西茶文化专家余悦告诉记者，“公议茶规”还原了古时洪村茶市的景象，其内容涉及设立公平称、主持公平买卖、卖方不得与茶客私自交易、买方不得中途毁约等。“这种村规民约在当时促进了茶叶的公平买卖，内容堪称我国古代诚信经营的典范。”
曾有一位参观过“公议茶规”的游客在他的旅游日记中这样写到：勒石嵌碑，字字遒劲，洪村的先人在几百年前从茶叶的流通管理出发，记录与倡导的却是铭心镂骨的诚信。
茶号：
四大茶号产品远销海外
如果说“公议茶规”是见证婺源茶业诚信经营的典范，那么，茶号系统的设立则使得婺源茶业贸易秩序有了进一步完善。
茶号，是一个地方的茶业机构，通常集收购、加工、运销于一体，是一种季节性很强的制茶场所。茶号的经营场地既有专门固定的处所，也有临时租借的地方。
在婺源，茶号制作了千姿百态的茶叶，也打造出与婺源茶叶相关的一系列茶叶产业，茶行、茶栈、茶庄，以及围绕着茶叶派生出的各种组织机构，都与茶号有着唇齿相依的关系。
从18世纪开始，尤其在咸丰年间，婺源的“俞德昌”“俞德和”“胡德馨”“金隆泰”四家茶号，共制绿茶数千箱运往香港销售，获利极丰。“俞德盛”所制的“新六香”绿茶还远销西欧。光绪年间，茶商俞杰然建“祥馨实业花园”，种植珠兰、茉莉数千盆，为制作花茶所用。
在当时的茶叶交易中，茶号起了重要作用。婺源党史办陈爱中向记者介绍，婺源设茶号制茶的历史很长，有300年以上，在全国也是较早的。茶号老板将自己生产的或采购自附近农户的毛茶，通过制茶工艺，即成商品绿茶，再装入锡缸，套以木箱，外用箬皮包装，出口外销。
为了让新茶赶行情、抢利市，茶号在加工茶叶时还衍生出了当地的茶业习俗。当地一名茶农李辞先告诉记者，茶叶在加工结束后，要杀猪饮酒，隆重庆贺。
之所以说茶号对婺源茶业贸易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也是婺源茶业贸易走向成熟的标志，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茶业组织发展的完备。
据刘隆祥、詹成业所著《“婺源”茶史考》记载：茶号设有经理、掌号、会计各一人，水客若干人，即可百事俱举。有资料记载，1934年，婺源县内有茶号、茶庄178家；1940年有183家；到1941年，发展到243家，其系统化和片区化的优势促进了茶业贸易的繁荣。
茶商：
以儒家思想为从商道德观
当然，说到茶叶贸易就不得不提到茶商。中国古时茶叶贸易发达，赣商遍天下，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茶商。
陈爱中告诉记者，婺源茶商早在唐代就应运而生；明代时经商已成为婺源人靡然从之的社会风尚；到清代，婺源茶商凭血缘关系同族结伙，形成了较大的“茶商集团”，他们主要活动地带遍布广东、浙江、江苏、湖北、江西、安徽等省，最主要的是在上海，经济力量相当雄厚，规模也颇为庞大，甚至有的远达海外。
其中，茶商文化是婺源茶商的一个重要特点，素有“贾而好儒”的茶商做生意十分讲究商业道德，不少茶商身上都带有浓厚的“儒家味”，这种从商观念积淀成为优良的茶商文化，使得他们的茶叶生意越做越大。如清代婺源茶商朱文炽，如果把往年的茶叶来年再拿去卖，就一定会标明“陈茶”。
婺源茶商以儒家思想中“诚”“信”“义”“仁”的道德观作为其商业道德的根本，从而使他们在商场上赢得了成功。而他们在生产经营中诚信待人的习俗，也确保了婺源茶叶在交易市场的影响力，并扩大了茶叶贸易在明清社会的影响力。（文章来源；江西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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