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婺源茶商的历史研究

婺源峡谷春茶网；2013.12.22

    一．婺源茶商的兴起
    婺源位于古徽州南部的崇山峻岭之中，地当皖、浙、赣三省交界。境内峰峦叠嶂，溪壑纵横，可耕土地有限，是素有“八分半山一分田，半分水路和庄园”之称的山区县。史载“婺之壤则山踞八九，水与土逼处其间，才一二耳”[1]可为佐证。由于这里山川险阻，兵革难至，实似与世隔绝的“桃花源”。每当世乱，常常成为人们逃避战乱的极好隐匿之所。婺源地域早先只生活着一些史称山越人的土著居民，但自唐代“安史之乱”后，北方士族与无数的难民纷纷南迁避乱至此，境内人口不断增加。据《婺源县志》记载：宋天禧二年（1018年），婺人口仅3.1万；可到了清初，全县人口增至14.2万。人口在不断增加，但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基础——可耕土地却难以扩大，故粮食严重不足，给婺人的生活带来极大的困难。正如《婺源县志》所言：“每岁概田所入，不及供通邑十分之四。”
    然而，婺源的其他物产如木、竹等却较为丰富。例如，境内群山逶迤，烟云缭绕（年均雾日37.8天），气候温润（年均气温16.7℃），雨量充沛（年均降水量1821毫米），是茶叶生长的理想之地，故婺源早在唐代就是一个“绿丛遍山野，户户飘茶香”的著名茶区，素有茶乡”之称。唐代陆羽在《茶经》中有“歙州茶生婺源山谷”的记载，后发展为“徽属产茶以婺源为最”[2]“推为第一”[3]。其成品质量亦为上色。“……婺源方茶，制置精好，不杂木叶，自梁、宋、幽、并间，人皆尚之。……商贾所赍，数千里不绝于道路”[4]。《宋史·食货志》称：婺源之谢源茶，为绝品也。清末，茶商汪晋和“见茶叶凋敝，悉心改良，获南洋展览会一等奖章及巴拿马万国出品比赛会二等奖凭”[5]。
    地少人多的矛盾，迫使不少婺人背井离乡向外谋生，走上“服贾四方”“以商为命”[6]的道路；境内丰富的物产，也大大刺激了婺人经商致富的积极性。唐代始，婺源茶叶运销各地，茶商逐渐应运而生。唐元和十一年（816年），诗人白居易《琵琶行》中所曰“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7]可作一例证（时婺源县城清华与毗邻的浮梁相距仅百余里）。“安史之乱”以后，全国经济重心开始南移，南方的社会经济有所发展，给商人提供了广阔的天地。至明一代，业商已成为婺人靡然从之的社会风尚，致富的欲望吸引着他们走上经商的道路。尤其是到了清代，婺源茶商凭借血缘姻亲和地缘乡谊关系，或是子佐父贾，或是翁婿共贾，或是兄弟联袂，或是同族结伙，“业此项绿茶生意者，系徽州婺源人居多，其茶亦俱由本山所出”[8]。经商活动引起了世人瞩目。《皖南茶叶概况》叙述：太平天国时期，婺源东乡余德昌、余德和、胡源馨、金隆泰各制箱茶千百箱不等，运往香港出售，获利优厚，引起资本家经营外销茶的兴趣。婺源茶商亦发展成为称雄商界、名闻海内的商帮了。

    二．婺源茶商的社会构成
    清代婺源茶商，来源于不同的阶级、阶层，其中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家贫就商。这类茶商中，有因父或母亡、家贫如洗而服贾的。如俞士俊，“幼失怙，遵母训，刻苦成立，后业茶起家”[9]。詹敏鉴则“幼失恃，赖舅氏抚养成立，迄长业茶，家渐裕”[10]。有因家贫而自觉承担起养家糊口责任的。如潘宝元，“少家贫，父、弟相继逝，母已六旬，侄尚髫龄，元以业茶起家，事亲克供子职，抚孤婚教两全”[11]。
    2．弃农经商。因家境日寒，种地难以致富，眼见经商有利可图，于是抛下两亩薄田，积聚少量资本弃农经商。如程坤岐，“少业农，勤俭持家；中年业茶，颇获赢利”[12]。
    3．弃儒而商。这种茶商情况不一，有因为家境所迫，忍痛放弃学业，外出经商以求生路的，这种情况也可视为因贫而服贾。如程泰仁，“幼业儒，以孝著闻乡里。嗣因家食维艰，弃砚就商，随乔川朱日轩贩茶至粤”[13]。有因科场失败，一次或多次应试不第，对举业失去信心而经商的。如金树焜，“少习儒，试不售，随兄经商浔、沪间。习英语，为茶业通事”[14]。又如王云翔，“功苦力学，两试棘闱未售，遂随父经商（业茶）”[15]。还有的虽是世代业儒之家，苦于家道日落，至衣食也难以维持，不得已放弃士人身份而经商的。如王震亭，“家贫。雄于文，挥毫立就，舌耕供孝养。旋业茶粤东，家渐裕”[16]。
    4．弃吏而商。主要是一些地位低、俸禄薄的小官吏，为了生活和富裕，宁愿不做芝麻官而走上经商道路。如金瀚，虽然“侍父河南唐县，帮办防堵，奖五品蓝翎”，但因“父清风解组，始就商供菽水。信义服人，领袖茶商”[17]。
    5．继承父业。这类商人亦不少。如江鸿翊，“父业茶，因祖母年老，不忍离膝下，翊代父售茶于申江”[18]。又如俞起鸾，“少失怙，承父茶业，客粤东”[19]。再如薛鸣鸾，“父业茶亏蚀，殁负债数千元，母老弟幼，婉言与债主商缓，兴复父业，夙债完清”[20]。
    6．亦儒亦商。崇尚文化，“贾而好儒”，是徽商区别于其他地区商人的一个重要特色。如茶商王云翔,“经商闲时，于中西政要诸书，手加丹黄，人有疑问，凿凿指示”[21]。程承诏“好学不倦，日理茶务夜读书，尤淹贯群史”[22]。朱文炽“生平雅爱彝鼎及金石文字，积盈箱箧”[23]。以上说明，婺源茶商是由多种社会成份构成的。其中以家贫就商者为多，在《（民国）婺源县志》所记茶商中，60%以上是家境贫寒的子弟，因生计所迫而流往他乡经商。当时，家贫者欲改变穷苦之现状，只有一条路——经商。

    三．婺源茶商的资本来源
    经商必须有资本，所以谈到婺源茶商时，不能不注意他们的资本来源问题。在《（民国）婺源县志》和一些谱牒中可以见到，茶商中不少是因家境所迫而负贩经商的，因此，借贷就成为其资金来源的主要方式。如余圣材，“与族人合贷重资，业茶粤东”[24]；程锡庚“尝在广东贷千金回婺源贩茶”[25]；詹心儒亦“尝贷金数千贩茶于粤”[26]；王景灏因“咸丰辛酉屋遭兵燹，家无立锥，借资业茶”[27]。类此种种，不胜枚举。
    除借贷外，另有通过其他途径来筹集资金的。有的全靠自己辛勤劳动，省吃俭用，攒成一笔资金而经商，渐渐致富。如王焕肇，“少孤贫，勤俭质朴，积有余资，附人业茶，家渐裕”[28]；王锡麟“家贫就商，初随姻弟潘畅中司帐，继自业茶，驰名沪、粤间”[29]。有的为世代经商或父子兄弟一道经商的，其资金自然继承于父兄遗产。如俞文诰，“佐父业茶于粤东，积资百万”[30]；许振邦“随从兄习茶业，通书算。徒手致数千金”[31]。有靠亲戚朋友援助资金经商的。如俞延，曾“悯季叔友仁，食指浩繁，资助业茶数年”[32]。又有集资贸易者，采取合伙出资的形式，共同经商，得利同分。如程国远，“尝偕友合伙贩茶至粤”[33]；齐宏仁“以积累资，与郎某在汉口合开茶行”[34]。还有由其他行业的商业资本转为业茶而成为富商的。如由典当业改为茶业的吴炳阳，“父客维扬，年十五，往习典业，后改业茶，渐获巨赀”[35]；由商家学徒转而业茶的王有恒，“初佣市肆，竭力养亲，后业茶起家”[36]；由景德镇瓷工转于茶业的胡德礼，“念父家累难支，请往景德，学瓷工，……嗣父召归，襄理茶务，渐臻小康”[37]。
    从上述事例可以看出，尽管婺人的经济地位各不相同，筹积资金业茶的方式也因之而异，然经商致富则成为了一种社会风尚。
    值得一提的是，经商诚然可以致富，在《婺源县志》所记茶商人物中，虽以“业茶起家”经商成功的占绝大多数，但其中也不乏有失败者。如程焕铨，“尝与兄、弟业茶,亏折负债数千金, 铨鬻己田抵偿”[38]。又如李槐理，“尝运茶于粤，被空巨款,困陷十八年旋里”[39]。再如查钟懋，“中年业茶失败,家计窘急”[40]。还有金禧，“晚年亦因茶业破产”[41]。以上几例，都是业茶失败的例证，反映了经商的不稳定性。

    四．婺源茶商的活动区域
    为了牟取厚利，婺源茶商无处不到。当时的婺源茶商，往来于大江南北，奔走于吴越之间，有的甚至远达海外，从事茶叶贩运活动。
    《婺源县志·人物志》记载：李有诚“初商于沪。涉历东洋，因风土异宜，返归……又偕友业红、绿茶于九江，复就里中开设茶号。”鲍元义“与兄元羲贩茶于湖北武惠镇。”江灵裕“尝贾于温州，总理茶务。”程士严“素在粤东业茶。”朱球“设茶行于上海。”詹添麟“尝业茶过南雄。”潘锡圭“中年业茶于羊城。”洪立慈“尝为宁州茶业会长。”鲍德酉“以业茶起家，客江苏二十余年。”洪祥鼎“随父业茶于浙。”汪执中“业茶武昌。”戴锦翔“业茶于粤，于浔，于浙、沪，投无不利。”俞蕴钰“业茶浮梁二十余载。”金大坤“业木金陵，为众推重。后改业茶，以诚信著。”金维城“初业茶义宁，蜚英商界。嗣游幕闽南。晚经商屯溪，任茶栈职三十余年。”王元社“偕堂侄业茶于汉”等等。
    特别是广州、上海、汉口等商埠，是婺源茶商活动较为集中的地方，经商者络绎不绝。这是因为由赣江溯流而上，越大庾岭，南入广东是当时内地通向岭南的主要商运路线，也是婺人入粤经商的要道。他们经由这条路把茶叶运至广州，转销海外。当时，江西的饶州（今鄱阳）是婺人西出经商的必经之地，茶商们把茶叶汇集于此，或运销于长江流域，或经由赣江运往广东。为了运货的需要，婺人王大成曾输千金在饶州的彭家埠买彭姓大厦，专作徽商停泊货船之所[42]。同时为了商运的安全，茶商李登瀛“业茶往粤东时经赣被盗，力控（官府）究办，请示勒石于通衢，商旅以安”；其还以“乐（平）匪阻船需索，诉诸督抚各宪，河道肃清”[43]。而在广州，随着婺人贩茶入粤者愈来愈多和茶叶外销量的增加，广州人张殿铨曾在广州城西十三行街开设“隆记茶行”，专收婺源绿茶[44]。茶商朱文炽“在粤日久，见同乡旅殁者多不能归葬，爰邀同志捐赀集会，立‘归原堂’，限五年舁柩给赀，自是无枯骸弃外者”[45]。此足证当时在广州业茶的婺源茶商人数之众了。
    横贯东西的长江亦是当时一条重要的商运路线。婺源茶商沿江贸易者甚多。如在“九省通衢”的汉口，茶商金銮“习英语，为洋商所信服，遂为茶业领袖”[46]；茶行老板齐宏仁“遇善举，无不勇为。如修宗谱，建桥梁，葺道路，立保安会、中国红十字会汉口慈善会，咸输重金”[47]。可见婺源茶商在汉口之活跃。五口通商以后，处于“黄金水道”长江入海口的上海成为茶叶输出的主要港口，许多婺人由粤转至上海业茶，仅《婺源县志》所记有姓名可稽的就有齐彦钱、李绪树、戴维城、金烈光、戴绵翔、李汝霖、吴启书、金国振、王锡麟、施廷辉、金树焜、江鸿翊、朱球等20人。如茶商程泰仁，初随乔川朱日轩贩茶至粤，咸丰间业茶上海，独捐巨赀修“广福寺”[48]。
    至于婺源茶商在浙江、江苏、江西、安徽等省从事商业活动的事例，史书上记载也屡见不鲜。

    五．婺源茶商的商业道德
    在我国封建社会里，儒家的思想长期占统治地位。婺源是南宋大儒朱熹的故里，儒家的思想道德在这里占有比别处更高的位置，崇儒重道，乃是婺人恪守不变的传统。茶商们生长在这种“儒风独茂”的社会环境下，自然大多“贾而好儒”。他们把儒家的伦理道德视为立身行事之本，虽以经商为业，犹不失儒者气度，从整体意义来说，一般都很讲究商业道德，以“儒道”经商。其以儒道为主的商业道德，按一些研究徽商的专家（如张海鹏、唐力行先生等）概括，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以诚待人。商人的本性就是唯利是图，欺诈、哄骗是商人的共性。可是婺源茶商却认识到商人和顾客是互惠互利的两极，商人只有诚实不欺，才能赢得顾客的信任。此乃经商长久取胜的成功之道。因而，他们在经营活动中，忌弄虚作假、以次充好、尔虞我诈，主张“以诚待人”。如茶商朱文炽在珠江经营茶业时，每当出售的新茶过期后，他总是不听市侩的劝阻，在与人交易的契约上注明“陈茶”二字，以示不欺。他在珠江鬻茶20余年，虽因此亏蚀本银数万两，但“卒无怨悔”[49]。
茶商在与他人合伙或受雇替他人经营时，也遵循一个“诚”字。如王熙恩，“其姻兄见其诚实，邀同业茶，尽交掌管。姻兄殁后，有劝熙自谋生理者，熙以戚谊难辞，钜艰独任五十年，毫发无私”[50]。汪大荣亦因诚实，“佣工茶业，得居停信任”[51]。
    2．以信接物。婺源茶商在经营活动中素“以诚信著”，重然诺、守信用，为他人做事或答应过人家的事情，都守信不渝。如茶商程树梅“与人交易，一诺千金，从无契约。业茶三十余年，人争附股，账册明晰，丝毫不苟”[52]。程焕铨也是个以“信”经商的典型。他虽“与兄、弟业茶亏折负债数千金”，但曾受番禺友人张鉴之托，替他管领“宗人运盐二万有奇往海南”。到海南时张鉴已死，宗人想乘机瓜分船上货物，程焕铨力争不可，坚持将货物完璧交给了张鉴之子[53]。
    3．以义为利。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义”和“利”的关系上，婺源茶商与人交易时，大都能做到“轻财尚义”，非义之财不取。如商人江灵裕，贾于温州总理茶务期间，“恒泰银号沿市籍未销，误兑四千金，裕悉返之”[54]。程有祉贾于阳羡时，不诡诈以取利，阳羡人咸钦敬之[55]。又如潘鸣铎，有“方某运茶，不得售，欲投申江（上海黄埔江）自尽。铎照市高价，囤其茶遣归。后寄番（洋商）售，余息银五百两，分文不取仍与方某”[56]。
    4．仁心为质。婺源茶商还十分讲求仁爱之心，“不困人于厄”，不乘人之危而牟利。如茶商俞文浩，因咸（丰）同（治）间米价昂贵，出谷平粜，村人感之[57]。余圣材也是个以“仁心”经商的典型。他与族人合贷重资业茶粤东，牙侩亏空，归鬻己产偿之。其同业者欲以屋抵偿，材弗受，焚其券[58]。
    正是由于婺源茶商以儒家的“诚”“信”“义”“仁”的道德说教作为其商业道德之根本，因而出现了一些颇具声誉者。汪大日售茶粤东，不沾市习[59]；俞起鸾承父茶业客粤东时，不为粤俗繁华所染[60]；李汝霖业茶至上海，妓馆赌场绝迹不至[61]；俞荣虽以茶业致饶裕，但布衣蔬食如故[62]。更有著称者如鲁瑞增，他佐理父习茶业起家，光绪间，日本讲求茶务，有日商慕詹瑞增名，以重金聘其帮助业茶，他恐权利外溢，坚辞拒谢[63]。又如茶商王云翔，“生平好善嫉恶。广东李某闻其名，欲以大权付之，翔侦知李入日本籍，常改华茶为日茶，斥为卖国，遂严词拒绝”[64]。他们的这些做法和体现的爱国精神，自然受到人们的尊敬，故在各地的方志、谱牒中留下名字，以风来者。

    六．婺源茶商的社会功能
    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和经济现象，清代的婺源茶商，通过其商业经营活动，对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曾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
    第一，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大量人口的外出经商，除缓解了婺源人口对土地的压力，改善了许多家庭的经济生活状况之外，由于茶商是以当地的土特产品为依托，自然会刺激婺源本土商品生产。茶商们远距离的大宗贩运活动，不仅推动了区域之间的商品流通，使商品产地和消费地区之间形成对流，有利于市场的形成，而且以其商业资本的回归，起到以商养农的作用。这就有力地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第二，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提供了历史前提。婺源茶商在其经营活动中，积累起巨额的货币资本，时有少数商人走出了与土地相结合的峡谷，将其商业资本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形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如茶商俞仰清，为扩大经营，降低成本，筹集资金购进一套德国产的制茶机械设备，计有柴油机3台，抖筛机、切茶机、抽水机各1台，六角形滚筒车色机16台，在龙腾村办起“祥馨永茶厂”，成为婺源实行茶叶精制机械化的开创者[65]。尽管这在当时还是极为罕见的现象，但它毕竟显示出商业资本的新动向。
    第三，推动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婺源本就是一个“十家之村，不废诵读”的“书乡”，加上婺源茶商“贾而好儒”，其本身一般都有较高的文化修养，重视对族内弟子培养是他们的传统，故他们经商致富以后，不惜重金在故里建学馆、办义学、设书院，延请名儒教育乡族子弟。如茶商潘开祥，为“振兴合族文社，首捐租六百秤，课文资给”[66]。又如赵之俊，业茶起家后曾“输千金筑书斋、置学田，以培人才”[67]。凡此种种，可见婺源封建文化的发达，与茶商的热情倡导和竭资尽智是分不开的。
    第四，促进了陋习旧俗的改变。长期活跃在外的茶商，返归故里后力挽颓风，对偏僻乡村的一些陋习旧俗进行了变易。如茶商夏之政，因“村中四姓杂处，多以烟、赌失业，为害地方。政为之立约严禁，力扫敝俗，人各自食其力，村局为之一振”[68]。又如王接宝，见村中溺女婴之风日炽，毅然鸣官请示严禁，此风渐息[69]。同时，茶商们还凭藉家中丰厚的资产，大力献田办学、捐建桥路、赈饥救灾、济困扶贫、急难救人、乐施公益等，他们的这些“善行”和“义举”，加速了对邑内良好社会风尚的培植（这种情况在《婺源县志》所记茶商人物条目中，比比皆是）。
    当然，婺源茶商毕竟是在封建社会的土壤中依自然经济结构内部自发地产生、发展起来的，他们的商业资本虽称雄厚，但在中国逐渐步入近代社会，却始终停留在流通领域里，很少向产业资本转化，加之封建官府对商人们敲骨吸髓的榨取，特别是茶叶外销受到洋商的抑制[70]，最后只得随着清王朝的衰败，走向穷途末路而衰落。
    综上所述，商人、商品和商业资本，在社会发展中是一种积极因素，甚至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里，“发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71]。因此，我们研究历史上商人们的商业活动，不仅对于探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了解社会经济进步的轨迹，有其学术价值；而且对正确认识现阶段商品经济的作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作者 ；陈爱中：来源；中共婺源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