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之纪元
婺源峡谷春茶网;2015.01.12
如所周知，茶是茶树芽叶加工而成的一种饮料。但是，对于不少人来说，不一定就都知道它起初并不作饮料，其名其字最早也不叫或书作“茶”，对于茶树的性状、演化和原产地等等，可能知者更少。因此，为加深大家对于茶叶历史文化的全面了解，在本书开篇，有必要把茶树及其原产地和茶的发现、利用等等，首先作些概略的介绍。
一.茶树和茶叶
茶树是一种多年生的常绿木本植物。在我国，如陆羽《茶经》所说：“茶者，南方之嘉木也”，早先是生长在南方的一种树种。
茶树的学名为Camelliasinensis (L.) O. Kurtze，在植物分类系统中，属被子植物门（Angiospermae），双子叶植物纲（Dicotyledoneae），原始花被亚纲（Archichlamydeae），山茶目（Theales），山茶科（Theaceae），山茶属（Camellia）。在现存的文献中，茶的学名，最早见之于1753年瑞典杰出植物学家林奈的《植物种志》中。在书中，把茶的学名定为“Theasinensis L.”。这里指示性的“sinensis”，即是拉丁文“中国”之意。
那么，这种原先只种于中国的茶树，长得又怎样呢？在近代科学出现之前，我国古籍中，千余年来，都沿用陆羽的这样描述：“其树如瓜芦，叶如---d子，花如白蔷薇，实如--揲担?茎如丁香，根如胡桃。”关于茶树的这些比拟，这也是我国古代对植物外部形态能够采用和一般常见的描述方法。按现在植物学和茶学的介绍来说，其外部形态因受外界环境条件的影响和分枝习性的不同，植株有乔木、半乔木和灌木之分；树冠有直立状、披张状、半披张状等多种类型。茶芽在未萌发前为锥形，有2-3鳞片披护。叶多为椭圆或卵圆，单叶、互生，叶缘呈锯齿状，叶面富革质，主脉明显与侧脉末端相连，嫩叶有茸毛。花属短轴总状花序，白色少数为粉红色，两性花。果为蒴果，果皮绿色，成熟后为暗褐色，种子大小因品种而有不同。根系有主根、支根和细根组成，主根粗大垂直生长，支根与细根呈水平分布在耕作层内。
茶树和其他栽培植物一样，都是由野生经驯化而演变为作物的。十分明显，茶树由野生变为栽培，其直接原因，是由于它用作饮料的饮用价值。唐朝诗人卢仝，在其一首赞美茶的诗歌中吟：“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灵仙；七碗吃不得，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唐朝时饮茶用碗，歌词中夸张茶饮七碗，就会羽化成仙。
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神仙，茶叶当然也不是什么仙药；不过，由于茶叶中含有大量营养和药用价值较高的成分，所以，它不失是一种有益人体健康的良好饮料。据分析，茶叶中含有3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如蛋白质、脂肪、氨基酸、碳水化合物、维生素和茶多酚、茶素、芳香油、脂多糖等等，就都是人体不可缺少和各具功效的重要营养及药用物质。这中间的有些成分，实际是一个大类，如茶多酚，就包括有30多种的酚类物质；维生素，又可具体分为维生素Ａ、Ｂ1、Ｂ2、Ｂ3、Ｂ5、Ｂ6、Ｃ、Ｄ、Ｅ、Ｋ、Ｈ、Ｐ和肌醇等10多种成分。至于茶在防病和治病方面的作用，不只我国古书中有很多记载，也为现在国内外医药界所一致肯定。如茶叶对于防治痢疾、肠胃炎、肾炎、肝炎、糖尿病、高血压、动脉硬化、冠心病、癌症、白细胞减少和辐射损伤等等，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功效。如茶叶特别是绿茶的抗癌作用，据日本静冈县的调查，发现茶区特别是绿茶产地，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就明显比其他地方要低。这一调查，与日本冈山大学药学部奥田拓男教授对茶单宁（茶多酚）物质抗癌试验的结果相一致。奥田拓男的研究指出，茶单宁对引起突然变异的变异原，有明显的抑制作用。现在基本弄清，茶叶中的抗癌成分，主要是儿茶素；这种成分，在绿茶中约含15％-20％。此外，茶叶中所含的维生素Ｃ和Ｅ，也具一定的抗癌辅助效用。可能正是因为这样，茶在国外才有“安全饮料”、“保健饮料”、“健康长寿饮料”等各种各样的赞誉之称。在千千万万的野生植物中，发现和选择出用茶叶芽叶来作饮料，这无疑是对人类和世界文化的一大贡献。而这一重大发现，不是别的正是我们中国和中华民族的丰功和伟绩。在古代的一个很长时期里，世界上只有我国饮茶和懂得种茶与制茶；后来，大抵至唐代，我国东邻的朝鲜和日本，才首先从我国学会饮茶、种茶而渐渐形成为东方乃至全球性的一种独特文化。
二.茶树原产地和原始分布中心
我国是世界上最先饮茶、最早业茶的国家，当然也就是茶树原产的地方。笔者认为，我们这里所说的“原产地”，实际应该就是指人工栽培以前的原始分布区。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任何一种作物和栽培植物，特别是在古代条件下，都有一个驯化过程，换句话说，即都是从野生采集而后才发展为人工栽培的。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这样说，至少在古代，首先利用和栽培某种植物的国家或地区，也就是该种植物原产的区域；这是一种规律和真理。
既然是这样，那么为什么还要谈什么茶树原产地问题呢？这是因为近一二十年来，在我国茶学家，掀起了一股茶树原产地讨论热，可谓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不仅讨论出了多种看法，甚至争论出了成见，所以我们在这里也顺便谈谈我们的看法。
关于前一段我国茶树原产地的讨论，我们首先肯定，是有成绩的。因为，这场讨论的实质，大多数参与者的动机和目的，是在于证明茶是中国原产。这一点，无论是在陈椽先生的论著中，还是在陈彬藩和吴觉农先生的大作中，他们从各种不同角度，利用一切学科的有关成果，从茶树的演化形成、自然环境的变迁、野生茶树的分布以及茶的词源学等等，广征博引，为这方面的研究，积累了不少材料，提供了大量的论据，这无疑是一种进步和深入。但是，重复一个命题，每一本书上都把这些问题罗列一遍，就显得重复和多余。所以，笔者在强调讨论要有新意的同时，在这里我们也不准备重复大家已经提出和一致的那些内容。
有人把这场讨论说成是和外国某些资产阶级学者的论战和学术争论。其实在国外并没有找到多少对立面，我们是自己出题自己做；论而未战，论而也没有多少争。因此，我们所批驳的，除个别人还活着外，都是故人故语。如提出“茶树原产印度说”的始作俑者——英国驻印度的殖民官员勃尔基兄弟，是上一世纪20—30年代的事情。其后各书提到的1877年，贝尔登在《阿萨姆茶树》所说的中国和日本的茶树，是“由印度输入”的谬说，这与其说他们是“故意歪曲事实，诋毁中国是茶树原产地的形象”；还不如说他们是为了争取在印度或南亚发展种茶的支持和对中国茶史的无知。
因为，在19世纪20年代，作为英国在印度的主要统治机构——英国东印度公司，他们对维护与中国的茶叶贸易，比在印度和南亚殖民地发展种茶更感兴趣。英国东印度公司，从17世纪起，垄断中国出口茶叶贸易整整有二个世纪。在这一中英茶叶贸易的过程中，如果说前一时期由于伦敦茶叶贸易和转口的不断增长，英国长期处于逆差的不利境地的话，那么，18世纪后期起，英国东印度公司发明用走私鸦片来抵销贸易逆差后，他们同中国的贸易，便迅速由平衡转变为顺超。
有人估计，至上一世纪前期，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在广州卸下他们捎带的鸦片，一圆不花，就能装回满船的茶叶和巨额的白银。所以，对于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来说，不但要弄清在印度能不能种茶，而且还要算一算种茶和种鸦片谁更合算的问题。
事实也是如此，对于当时在南亚英属殖民地种茶的阻碍，并不在于中国茶业的悠久历史和世界茶叶贸易的独占地位，而主要的，还在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不够重视和不予支持。因为不说19世纪20年代，就是到19世纪中期，当时在印度的英人宣传“印度是茶树原产地”，呼吁在印度发展种茶的整个过程中，并没有也不需要否定中国些什么。恰恰相尽，倒是他们一次次组织到中国考察、收购茶籽茶苗和招聘中国的种茶、制茶技工，把他们宣传发展茶业变成一个大张旗鼓的效法中国的活动。举例来说，如早在1788年，英国有位叫彭克斯的科学工作者，专门就印度引种茶树和发展茶业诸问题，编印了一本小册子。1815年，一位哥特博士对彭克斯的小册子又进行了修订、补充，向有关方面，力谏在孟加拉西北大力发展种茶。另外，在这期间还特地组织过科学考察团，深入到中国茶区进行考察和搜集茶种。但是，所有上述这些努力，都因东印度公司取消极的态度，使印度发展茶业的要求和计划，一直停留在纸上。到上一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1833年东印度公司垄断中国茶叶贸易的合同的到期和清朝政府拒绝续订的因素，英国国内和在印度的一批殖民主义者，更加积极地倡导在印度和南亚发展种茶。如1825年，英国技术协会公开设奖，奖励在印度或英国其他殖民地种茶最多和茶质最好的业主。1934年1月，英国驻印度总督，正式批准成立“印度茶业委员会”，专门负责印度引种中国茶树的研讨。印度茶业委员会成立不久，就开展了两方面工作：一是广泛散发通告，宣传适宜种植茶树的气候、土壤和其他环境条件；二是派秘书戈登到中国，专门研究茶的栽培、制造方法，采购茶种以及雇佣茶工等等。自此以后，在英国和印度的文献中，到中国引种茶树的记载不断，其中尤以1850—1851年引种的最为理想。这次从中国采购的茶种，运至加尔各答时色泽仍很鲜艳，后来栽种东北山区成活的12000株，其品质完全表现出不亚于阿萨姆土种的优良性状，一度成为引种中国茶树成功的范例。
所以，从上面英国殖民者一方面宣称“印度是茶树原产地”，一方面又不断大量从中国引种茶树的史实来看，当时他们提出“印度是茶树原产地”的看法，并不是为了否定中国，主要的也只是为他们在印度发展茶业多造一条舆论。因此，如果说“茶树原产印度”带有否定中国是茶树原产地的意味的话，那么，这最多也只是一种以明显的谎言来换取社会对发展印度茶业的许可和支持的做法。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包括上一世纪后期和本世纪个别借“茶树原产印度说”，蓄意混淆事实、贬低中国茶业功绩的伪学者。但是，把话回过头来说，这样的人，毕竟是个别又个别，值不值得花这么多时间、精力去批驳？似可重新考虑。这一点，国外学术界的反映，颇可参考。他们的茶学家对过去英国人说的“印度是茶树原产地”既不盲从，对我国近年有关茶树原产地的申辩，也没有表现出多少特别兴趣。
因为，和上面所说那样，我们如果把茶树原产地作为原始分布来理解，那么，中国作为饮茶和茶业最早滥觞的国家，不管印度是否也是茶树原产地，其史实本身就是无须其他证明、无可动摇的当然原产地。道理十分浅显，不论是栽培植物或者还是驯养动物，它们的引种，特别是古代，总只会也只能是引进那些价值已经显现或被人类驯化利用的这样对象。当然，野生动物或植物的分布，在一定的外在因素作用下，也会出现地域上的变更或扩大，但这些都属于自然传播的范畴。自然传播和人工引种的区别，在于后者是一种自觉的行动。这也就是说，在印度和世界上还无人知道茶树为何物和何用时，我们的先民，是绝不会在古代把茶树从印度远带到中国来培育的。因此，中国最早发现和利用的茶叶，只会也只能是原来就生长在我国的茶树。
这里顺便补说一句，可能正是因为上面所说的简单道理，所以，各国茶学家对于英国人提出的“茶树原产印度说”，没有和少有应者；对我国前一段茶树原产地的讨论，也无有反对者。这就是说，上一世纪冒出“印度茶树原产地”问题后，即便有人想利用它来否定中国茶树原产地的地位，但在国际茶学界，并没有大乱，实际受此影响不大。在茶树原产地问题上，国外不怎么乱，但在我国前一段讨论中，倒显得有点偏激和混乱。
偏激，是把个别当一般，把英国个别学者在茶树原产问题上的图谋，当作一种正式的观点或倾向来批判、对待，把问题看得严重化，以至有的文章由学术讨论，变成了学术批判。混乱各人讨论的基点和角度不一，各持各说。我们的观点较清楚，茶树原产地，就是指茶树人工栽培以前茶树原来分布的地区。但也有一部分学者，把原产地理解为“茶树的原始产地”，即茶树起源的地区来看待。如有的文章坚持，我国“云南和西双版纳是茶树的原产地和原产中心”；很明显，这种意见，就把原产地看作为茶树“种的发源地”，把人工栽培以前的分布中心，看成为茶树的原生中心（一称起源中心）。对原产地的这二种理解，“原来”、“原始”只一字之差，但在时间上，则两者内容，已相去数千万年。
茶树起源于什么时候呢？有人据植物学分类的方法，推断茶树“发生在中生代的末期至新生代的早期”，具体年代，“起源至今已有6000万年至7000万年历史”①。而人工栽培前的分布，不妨更早一些，从茶的发现、利用算起，说到顶，以“神农时代”起算，也只数千年和上万年的时间。对茶树原产地的二种不同理解，不但时间相差甚远，而且沧海桑田，二者在环境的变化上也很大。如第三纪初期，中国大陆和印度次大陆，还是隔海相望的二块陆地，现在号称“世界屋脊”的喜马拉雅山，不是连接而正是分隔中国和印度的地槽海域。如果上面茶树起源的年代推断不错，那么，原产地作为起源地来理解，其时印度还属海中孤岛，与茶树的系统演进和最终形成，似乎不大可能；这一意义上的茶树原产地或原产中心，大致也只会是中国大陆。但是，如果作为人工栽培以前的原来分布来说，那么，中印之间浸漫海水的地槽，在印度次大陆和亚洲大陆并合的过程中，早已碰撞成隆起的喜马拉雅山脉，把二块大陆连成了一体；经过数以千万年的同体变化、发展，在我国发现和开始利用茶叶之前，在印度邻近中国的地区，已有茶树及其亚种分布，这也不是不可能的。
对茶树原产地的理解和概念不同，时间、环境条件和结果也就不可能相同，我们不能要求二个不同角度得出一个和自己一样的结论。所以，笔者倾向于这样一种看法，原产地如果作为起源地或起源中心来理解，这完全与印度无涉，说原产我国西南、云南或我国西南、西双版纳是原产中心，各自作为一家之说，事实没有多大出入，二种说法应当是都是可以成立的。这也就是说，我们认为在印度次大陆和中国古代大陆之间，茶树的起源地域或中心，只能是一个。而且，从诸多因素来看，也只会是在今天的中国陆地，而不会是第三纪以前喜马拉雅山地槽海域彼岸的印度。对于这点，这是凭今天的知识就能作出肯定的。至于具体起源于中国或中国西南什么地方？现在各人提点自己看法，作为一种预言，我们相互间不作肯定和否定，把几千万年以前的事，留待我们后代科学条件许可后去做，应当是可以，也较为合适的。
如果把茶树原产地作为人工栽培前的原始分布来理解，我们把西南、西双版纳说成唯一的原始分布地和分布中心（原产地和原产中心），就未必一定正确，而且在茶树的生存、演进过程中，有点否定种的自然传播了。茶树人工栽培前的原始分布地和分布中心，较茶树的起源地和起源中心，范围无疑要宽阔得多。过去，我们对茶树原产地持上一种理解的人，一看到人家提及在印度、缅甸发现有野生茶树，就敏感地认为是对我国茶树发源地和起源中心的一种否定或设疑，想方设法回避和否定这一事实。其实回避不如承认，在我国茶叶界，很多人是心照不宣，都知道印度开始和最初发展种茶，主要是引进我国的茶种和茶叶生产技术，但是后来获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不是引种中国而是改植印度土生茶树的结果。关于印度土茶的记载，最早见之于1815年驻印英军拉第尔上校的报告。其称在阿萨姆新福山中的土著，习惯采集一种野生茶叶，加工制作成为饮料，也和缅甸人一样加油、蒜等佐料食用。这报道可以是传闻，不一定亲眼所见。1823年，英军Ｒ．勃鲁士少校至新福贸易，在滞留期间至附近山林作植物调查，亲自发现了野生茶树。之后，印度野生茶树，也引起了其兄Ｃ．Ａ．勃鲁士的兴趣。1836年，Ｃ．Ａ．勃鲁士在萨地亚建立了一个专门种植野生茶树的茶园；1837年，他在萨地亚附近的马坦克又发现几处野生茶产地；1839年，进一步在那加山、梯旁和古勃伦山一带，新找到了120处野生茶产地。通过广泛调查，Ｃ．Ａ．勃鲁士归结指出，缅甸和印度的“野生茶产区，自伊洛瓦底江至阿萨姆以东之中国边境，绵亘不绝”①。除新福和萨地亚外，所谓“阿萨姆土生茶”的野生茶树，1855年在锡尔赫特的张卡尼山等地，也有大量发现。应该指出，这种分布范围很广的阿萨姆土生茶，不但在品种上自成一统，而且大部分都是自然分布，其在印度生长的历史，肯定早于我国茶的饮用和人工栽培之前；所以，从这些事实来说，称印度也是茶树的原始分布区或“原产地”，不但完全能够成立，实际也并不排斥和否定我国是茶树起源中心和原产地的结论。
近年我国关于茶树原产地的论著很多，众说角度不一，根据不一，观点也有不少不相同之处。本文对于大家都提到和一致之处，不作重复，仅就个人粗见，对前一段讨论和争论，作些归纳和分析。
三.茶的最初利用和茶业的起源
在上一节中，我们从不同角度，论证了我国不但是茶树的原始分布地区，而且也是唯一的茶树起源中心。但是，在茶业上，我国对于世界和人类的贡献，还不在于我国原产了这种植物；主要的，还在于是我们的祖先，首先发现和利用了这种植物，并把它发展形成为一种独特的世界文化。
我国有关饮茶的起源，现存的文献中，第一个涉及的是唐陆羽《茶经》。陆羽在是书“六之饮”中指出：“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随后在“七之事”中又进一步指出，所谓“神农氏”，就是指“炎帝”；说明我国茶的饮用，是起源于“三皇”时代。具体根据呢？陆羽引《神农食经》“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为佐证。这里非常明确，陆羽在《茶经》毫不含糊地肯定，称我国饮茶，是始于悠远的史前时代。
对于陆羽的“茶之为饮，发乎神农”的观点，历来就有赞同、持疑和否定三种不同的态度。如现在持疑和否定者的文中就提出：“神农是我同上古的传说人物，是由于某些社会需要追塑出来的一种偶像，并非实有其人”；二是《神农食经》、《神农本草》等一类的“神农书，是汉以后儒生的伪托，并非真的是神农所写”。是的，上面所说二点，都是事实。如我国一些古籍中，称神农或炎帝“七十四”或“十七世有天下”，有的说“传八世，合五百二十岁” ①；这里把“神农氏”，就明显看作为一个时代，而不是看作为一个单个的人。至于在这个时代，如《说文》在序中所讲：“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当时还没有文字，自然也就不会有神农著的书。所以，所有这些，学术界并没有什么分歧。
这里，我们对神农这位人面龙颜的神人的真实性，不妨再作些补充。神农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形象呢？如《易·系辞》中载：“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再如《周书》“神农耕而作陶”②；《史记·补三皇本纪》：“神农氏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春秋·命历序》：“其教如神，使民粒食”；《本草》：“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得茶以解之”①；《淮南子·修务训》：“神农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盖而无四方”；《说文》：“琴，禁也，神农所作”等等。
上面这些引文说明什么呢？说明传说中的“神农氏”不但是一位“并耕而王”的氏族或部落领袖，而且也是一位农业、制陶、医药、粒食、饮茶、明堂和琴瑟等众多事物的发明者。神农有这么多发明，是不是说其人的确实存在就更有证据了呢？！不然，这些资料不但不能证明反而有损或否定神农的真实存在。道理很简单，这许多发明，特别是如农业、医药、制陶等重大发明，决不是某一个个人一生而只能是某一人类群体长期的经验或智慧结晶。所以，传说愈是把神农的发明创造说得很多，愈是神化，就愈揭示其本身乃是一种对整个神农氏族或时代的拟人化表现。
当然，我们引录上面这些内容，并不是为了否定神农存在的真实性，主要的，还是为了说明茶的发现、利用也始于史前。这些资料又怎么能够证明饮茶也起源史前呢？可以的，现在虽然没有获得饮茶起源史前的直接证明，但我们借助有关考古和民族志材料，多少还是可以为饮茶的起源求得某些根据的。上述有关神农的传说，最初均见于我国古代文献，其所反映的内容，都是有文字记载以前有人称为“古史传说时代”的内容。说明白些，这些上古的传说记载，记叙的是史前或原始社会的事情。上面我们提到了，“神农”不但是农业的肇创者，也是制陶、医药、原始音乐和祭祀等多种事业和文化的发明“人”，这些在古代，在近代考古学和民族学建立以前，一代代的相传，也一代代的未得到证明。自从考古学和民族学建立、发展起来后，这些传说时代留下来的传说，陆陆续续大都为考古发掘所证实了。如上面提到的神农发明农业、陶器、医药、粒食、饮茶、音乐和祭祀等传说，现在除茶以外，都证明为史前即有的内容。
或许有人会说，神农传说距进入文明的时间不远，可能要可靠些，更早的内容，就不一定可靠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情况，如《庄子·盗跖篇》记称：“古者禽兽多而人民少，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拈橡栗，暮栖树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礼含文嘉》载：“遂人始钻木取火，炮生为熟，令人无腹疾，有异于禽兽。”《尸子》载：“庖牺氏之世，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五经异义》中也提及：“太古之时，未有布帛，人食禽兽肉，而衣其皮，知蔽前未知蔽后。”这些传说，比神农传说的时代更早，但考古和民族学提供的资料一致证明，这些也正是远古人类的经历的不同阶段上的一种生活写照。有些对传说缺乏研究的人，一听到“传说”这个名字，就将之与虚妄和荒诞联系起来，一律斥之为不可信，这是不对的。事实告诉我们，我国上古的很多传说，虽然经过千载百代、千嘴百口，内容中掺杂了大量迷信、失实的成分；但是，只要我们透过、剔除这些掺附的杂质以后，我们就不难从中还是多少可以找出一些确凿的史迹或合理内核来的。因此，基于上面所说这些，我们认为我们有理由提出这样一种看法：即凡是在我国文献中没有记录而只有传说时代传说中涉及其始的事物，大抵基本上都是发生在史前的内容。关于饮茶，除“发乎神农”的传说以外，我国现存的文献中，没有记述其始的记录；所以，尽管神农诸多发明都获得唯独饮茶没有得到考古的证明，但我们仍然可以也应该肯定，饮茶也是起源于史前。因为从逻辑的角度来看，有关神农发现、利用茶叶的传说，和神农肇创农业、陶器、医药等传说，在性质和流传来说，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所以，考古发现的农业、制陶和医药等其他实物材料，不但是他们自身，也是有关神农包括茶叶在内的其他发明传说的证明。关于饮茶起源史前这点，我们也可从我国民族志的材料中获得一定旁证。如生活在我国兴安岭一带的鄂伦春人，他们本世纪前期，社会形态还停留在氏族社会阶段，那里天寒地冻，不产茶叶，可是他们都知道采摘“黄芹、亚格达的叶子”①来冲泡作饮料。生活在北方的鄂伦春人知道用黄芹、亚格达的叶子“当茶喝”，为什么我国南方原始氏族社会的居民，就不能采取茶树鲜叶来作饮料呢？！
上面我们以考古和民族学证明，我国上古有关神农众多发明的传说，基本都是史前即有的内容，所以相信饮茶也当是始于史前。但茶学界有一种相反的观点，认为既然神农的其他发明已为考古所证实，那么“在考古学对茶叶、茶器尚无新的发现以前”，就还不能确定饮茶开始的年代。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一种本可以确定现在将之推到永远也难以证实的偏见。大家都知道，人们最初饮用的茶叶，大都是从茶树上直接采摘和未经加工的鲜叶，这种鲜叶是很难保存在地层中也难以留下痕迹的。我们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情况也可获得一定的说明。在马王堆墓中出土的登记随葬物品的竹简中，有“”笥的记载；在出土的大量竹笥中，也发现捆有“笥”木牌的笥。“”有学者考证即“~--”，系《尔雅》指茶的~--。汉朝茶的饮用和生产在巴蜀和荆楚就已比较发展，这时煮饮的茶叶也已不是鲜叶而是加工的成茶。经过干燥加工的茶叶在马王堆这样密封、防腐良好的墓穴中都未能够找到它们的残迹，试问，我们在现在南方山重岗连的苍茫山间，何处去找最先饮茶者的遗址？找到这样遗址，又怎么能发现和分辨最先饮用的茶叶？！第二，历史的常识告诉我们，茶器或茶具，是在茶叶生产和饮用的一定发展阶段上产生的，人们最初烹煮和盛、饮茶叶用的，也就是当时人们日常使用的灶器和食具。史前还没有形成专门的茶器，要求考古提供茶器来证明史前是否已经饮茶，这能说不是一种故意的作难吗？所以，我们认为与其等待不可能获得的证明来证明，还不如接受已经有些能可证明的证明为好。说到底，我们是相信我国饮茶“发乎史前”的。
我国有关神农的传说，不但为我们显示了饮茶起源史前的线索，而且也为茶叶的发现、利用以至发展为饮用的过程，提供了这样一个轮廓。
前面我们据陆羽《茶经》，已指出，神农时代的下限，是传说中的“炎帝”时的原始氏族社会末期。这里，据上面所引的《新语》和《淮南子》内容，我们也不难确定，神农时代的上限，当是前农业的原始采集阶段。人们在前农业的采集经济活动中，通过不同的需要，“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灾”，发明了农业；为使大家“知所避就”，“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创建了原始的医药。从采集的这二个不同用途和发展来说，茶的发现和利用，显然不是与农业（食用）而只能是与原始医药相联系的。古籍中所谓“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得茶以解”反映的，也正是这一背景。这就是说，神农的传说资料还为我们显示，茶的发现和利用，最初不是作为饮料而是作为草药显之于世的。
关于茶由药用再发展为饮用的看法，这在学术界，不存在不同的意见。那么，究竟是什么时候，茶由药用发展为主要用作饮用的呢？这就众说纷纭了。如吴觉农先生提出：“茶由药用时期发展为饮用时期，是在战国或秦代以后。”①不过，吴觉农先生很谦逊，在谈完这一看法以后，他特地用括弧附说了这样一句话：“关于茶的药用时期和饮用时期，都仅仅是作者的一个推断，希望广大的茶叶工作者今后继续加以研究。”吴觉农先生已离我们而去多年，写到这里，根据他的遗愿，笔者从促进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出发，特提出茶由药用发展为饮用，大抵转变于文明前夕的原始末年这一看法；具体理由，拟在下篇再作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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